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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红军长征的足迹? 走进红都遵义
太原日报网 2016-10-14 09:24  来源:太原日报

长征(1934年10月——1936年10月),是中央主力红军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而进行的战略大转移。中央红军在长征出发时约有8.6万人,到达陕北仅7000余人,其中牺牲营以上干部多达430人。中央红军共进行了380余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其间共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无人烟的草地、翻过连绵起伏的雪山,行程约二万五千里。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从而结束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

从今日起,本版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专题,特约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研究员郭秀翔为本专题撰写系列文章。让我们跟随作者的脚步,追寻红军长征的足迹,缅怀革命先烈的不朽功勋,继承光荣的革命传统,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

——编者

追寻红军长征的足迹、走走长征路是我多年的愿望。近年来,我和爱人利用假期自驾踏上寻访长征遗迹之路。漫漫长征路,二万五千里,该从哪里开启我们的长征之旅?几经考虑,我们长征行的第一站选在了红都遵义。

走进遵义会议会址黔北重镇遵义是贵州第二大城市,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935年1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在这里召开,从此,古城遵义与中国革命的历史紧紧相连,成为我久已向往的红色旅游圣地。到达遵义后,顾不上洗去旅途的风尘,我们直奔遵义会议会址。

这是一座中西合璧的二层楼房,原是国民党黔军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也是当年遵义城最宏伟的建筑。红军进占遵义后,这里是红军总司令部驻地。走进小楼,在拥挤的人流中缓缓前行,历史的画卷在我的眼前徐徐展开……

1934年4月,持续18天的广昌保卫战以红军的失利而告终,曾经拥有6万平方公里、300万人口的中央苏区失去了全部的游击区与外围屏障。到9月下旬,中央苏区只剩下瑞金、会昌、于都、兴国等狭小地区。红色根据地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空前危急的形势如沉沉巨石压在每一位党和红军领导人的心头。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领导人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不得不做出放弃苏区、实行战略转移的决定。10月10日,衣着单薄的红军将士在瑟瑟秋风中踏上漫漫长征路。

“路迢迢,秋风凉。敌重重,军情忙。红军夜渡于都河,跨过五岭抢湘江。”11月底,西进的中央红军在湘江两岸与国民党军展开血战,激战五天五夜,红军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湘江血战后,红军何去何从,全军上下莫不为此忧虑万分。危急关头,毛泽东在湖南通道力主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国民党军事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遵义。15日至17日,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就在这座小楼中悄然召开。

举办会议的房间位于小楼的二层,原为房主的客厅。房间呈长方形,铺着红色地板,三面灰墙,朝外的两扇窗户镶嵌着彩色玻璃,屋中央放着一张深褐色的长桌,桌子四周放置着一些木椅、藤椅和凳子。参加会议的成员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红军总部、各军团负责人共20人。

就在这间简陋的会议室里,他们围坐一起,在短短的3天时间里,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驻足这里,一个个历史人物在我的眼前复活……

在遵义会议上,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主持会议,并做了关于反对国民党第五次“围剿”总结的主报告。博古原名秦邦宪,1931年,时年24岁的他开始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深受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听命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指挥,导致红军伤亡惨重,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他在报告中虽然也提到了军事指挥的错误,但主要还是强调了客观的困难,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解。

周恩来做了军事工作的报告,较为客观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工作情况,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错误,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并提议由毛泽东指挥红军。作为最高“三人团”的成员之一,他的提议对于毛泽东正确主张能够得到多数参会者的同意、进而彻底纠正“左”倾错误发挥了重要作用。

深受“左”倾错误路线排挤的毛泽东对自己终于有了发言权十分重视,习惯于即兴发言的他这一次写了一个详细的发言提纲。他在发言中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和红军长征初期的损失,虽然有众多客观上的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军事指挥上、在战略战术上犯了严重的错误。毛泽东将“左”倾错误路线的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概括为三句话: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中的逃跑主义。他批评李德不懂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还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路、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赶到打仗,这样哪能打胜仗?这完全是瞎指挥!

与博古同在苏联留过学的张闻天按照与毛泽东、王稼祥商定的提纲,系统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对“左”倾错误的军事路线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红军总司令朱德在会上痛陈“左”倾错误的军事路线给红军造成的损失,他说:“丢掉了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在遵义会议讨论中,时年29岁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凯丰指责毛泽东打仗的方法也不高明,是照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两本书去打的。毛泽东后来在谈到此事时说:打仗的事,怎么能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虽然在遵义会议上,凯丰反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路线,但他后来在长征途中的许多重要关头,都坚定地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

遵义会议增补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后来,中央政治局又先后召开“鸡鸣三省”会议和苟坝会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统一指挥红军的行动。彻底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遵义会议后,朱德赋诗一首:“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

在遵义会议室正对的楼下是红军总司令部办公室,红军在遵义期间,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和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等经常在这里办公。在这间办公室,墙上一幅巨大的地图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一幅当年云、贵、川三省接壤地区的军用地图,图上插着红蓝色的三角小旗,标示出红军在遵义期间的敌我态势。由于年代久远,地图上的地名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但那些红蓝色的三角小旗却显得格外醒目。透过这张泛黄的地图,可以看出遵义会议就是在敌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完成了一次伟大的转折。

在这座小楼的一层,有彭德怀和杨尚昆在遵义会议期间的卧室,在这间简易的卧室里,两条长凳支撑起一张木板成为他们在戎马倥偬中歇息的床铺。遵义会议召开时,彭德怀和杨尚昆率部驻扎在距遵义城20公里的乌江北岸,当他们骑马赶到会场时会议已开了半天。后来,彭德怀又因乌江北岸敌情变化,未能参加完会议而提前离开了遵义。他曾在广昌战斗失败后当面指责李德是“崽卖爷田心不疼”,当他在会后得知遵义会议取消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后非常高兴。

走出遵义会议旧址,回望这座小楼,在金色的阳光照耀下毛泽东题写的“遵义会议会址”黑漆金匾格外醒目,这是毛泽东为全国革命纪念地唯一的一处题词。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也是毛泽东革命生涯的转折点。他曾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我们认识中国,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漫步杨柳街离开遵义会议旧址,步入遵义老城杨柳街,这里是红军在遵义期间留下革命遗址最为集中的一条街道,有红军遵义警备司令部、红军总政治部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等旧址。

漫步在青石铺就的路面上,流连于一处处红军遗址,仿佛穿越到了1935年1月的遵义,眼前是寒风中飘扬的红旗,身边是严冬中疾行的红军,那浓浓的红军情怀瞬间充溢了我的心房……

红军遵义警备司令部旧址原系国民党黔军副师长周吉善的公馆。红军占领遵义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即决定成立遵义警备司令部,由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兼任司令员,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陈云兼任政治委员,红军遵义警备司令部为确保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做了大量的工作。

距红军遵义警备司令部旧址不远处是红军总政治部旧址,这是一座1866年由法国传教士修建的天主教堂。红军总政治部先后在这里召开了遵义各界群众代表大会和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筹备会议。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在会上宣传了党和红军的方针政策,号召受苦受难的群众团结起来,打倒国民党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红军二进遵义后,党中央在这里召开红军干部大会,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向红军干部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全军上下一片欢腾。刘伯承回忆说:“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杨成武也回忆说:“遵义会议就像春天一样,给红军带来了新的希望和巨大鼓舞。大家又蹦又跳,多么高兴啊!……大家异口同声地说‘问题解决了,问题解决了!’……是啊,饱受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之苦的我们,今天怎能不如醉如狂呢?这是历史严重关头的转折点啊!”

长征途中,红军总政治部十分重视开展群众工作,在进入遵义前,总政治部下发了《关于进入城市执行政策的规定》,要求部队严格遵守纪律。当红军先头部队进入遵义时,时值深夜,为了不惊扰群众,极度疲劳的红军战士冒着寒风,蹲在街道两旁的屋檐下过了一夜。第二天群众看到这种情景后,十分感动。

红军在遵义期间,红军总政治部所在地成为发动组织和武装群众的重要场所。红军在宣传中,张贴了许多通俗易懂的布告和标语,当地群众也编写了许多歌谣歌颂红军:“红军到,干人笑。粮绅叫。白军到,干人叫,粮绅笑。要使干人天天笑,白军不到红军到。要使粮绅天天叫,白军弟兄拖枪炮。拖了枪炮回头跑,打倒军阀妙!妙!妙!”“三五年,腊月间,风吹乌云见青天。白军听说红军到,夹起尾巴喊皇天。红旗飘,红军到,干人个个都欢笑。财主金钱分不完,猪牛羊羔随你要。红军好,红军好,打富济贫变世道。家家户户都在说,红军恩情比天高。”

在杨柳街口,是红军在遵义期间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所在地旧址,原是国民党黔军二十五军副军长犹国才的私宅。作为遵义会议纪念馆的一部分,在这里举办了“肩挑的银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长征在遵义”陈列展。红军攻占遵义后,成立没收征发委员会。当时,为让战士们在遵义城内能买到一点征途中必需的小物品,银行公开发行苏区印制的钞票。考虑到红军离开后,苏区货币就不能使用的情况,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发出布告:红军所用的苏币,均可按日兑现。在红军撤离遵义前夕,中央没征委员会和国家银行的同志通宵达旦地为群众办理兑换工作,许多人见红军如此为群众利益着想,舍不得将手中的苏维埃币拿去兑换,便珍藏起来作为纪念品。遵义解放后,群众又把冒着白色恐怖留存下来的苏币,捐献给遵义会议纪念馆。这一张张苏币成为我党、我军长征期间开展金融工作的见证。

杨柳街,昔日杨柳依依送红军,如今红军的身影渐去渐远,而红军的故事却常讲常新……

走出杨柳街向右拐,就是遵义著名的“红军街”。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高大的牌楼,上面是张爱萍将军题写的“红军街”三个大字。遵义“红军街”被誉为红色旅游第一街,放眼望去,错落有致的仿古小楼体现出黔北民居特有的建筑风格,沿街灯箱上的画面均是红军长征途经地方的照片。一串串红灯笼汇成了一条红色的河流,街道两旁的许多商铺经营与红军革命历史有关的纪念品。我在一处卖草鞋的摊位前停下了脚步,摊主告诉我红军就是穿着这样的草鞋行走在长征路上。我轻轻地拿起一双草鞋,稻草的清香扑鼻而来,试着穿了一下,坚硬的鞋底和粗糙的鞋面使我顿时感到难受,无法想象当年的红军战士是怎样穿着这样的一种草鞋走完了长征之路……

在遵义“红军山”与红军街隔江相对的是一座郁郁葱葱的山岗,那里便是遵义红军烈士陵园,当地人称“红军山”。

进入陵园,拾级而上,眼前是一座高大的红军烈士纪念碑,碑的正面是邓小平题写的“红军烈士永垂不朽”,碑的外围是一个巨大的圆环,外壁镶嵌28颗闪闪的红星,象征着中国共产党历经28年的艰难历程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大圆环由4个高大的红军头像所托,分别代表着老红军、青年红军、赤卫队员和女红军的形象。圆环内壁是4组汉白玉浮雕,分别是“强渡乌江”“遵义人民欢迎红军”“娄山关大捷”和“四渡赤水”。遵义红军烈士纪念碑被誉为遵义城中的红地标。

在遵义红军烈士陵园,我看到了在攻打遵义时牺牲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之墓。邓萍是四川人,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加入了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邓萍与彭德怀共同领导了平江起义,后任红五军参谋长、红五军军委书记,参与创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任副总队长兼教育长,培养了大批红军干部。1934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候补执行委员。长征开始后,邓萍协助彭德怀指挥所部担任右路军前卫,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四道防线,掩护中央机关和中革军委机关突围。遵义会议后,邓萍率部转战在黔北、川南地区,两渡赤水河,激战娄山关。1935年2月27日在第二次攻打遵义时不幸壮烈牺牲,亲眼目睹邓萍牺牲的红十一团政治委员的张爱萍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下了挽诗:“长夜沉沉何时旦?黄埔习武求经典。北伐讨贼冒弹雨,平江起义助烽烟。‘围剿’粉碎苦运筹,长征转战肩重担。遵义城下洒热血,三军征途哭奇男。”

站在邓萍烈士墓前,我仿佛看到了他年轻的面庞,他牺牲时年仅27岁,是红军长征开始后牺牲的第二位军级干部。长征期间,有11位红军军级干部牺牲。

走进幸福巷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在距遵义会议召开地比较远的遵义新城古式巷内,后更名为幸福巷,当年是国民党黔军旅长易怀芝的住宅。这里作为遵义会议纪念馆的组成部分,举办了“担架上的春光——遵义会议准备工作杂陈”展览。步入小院,站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塑像前,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长征开始后,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一路同行,向他们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根本原因就是军事指挥上采取单纯的防御路线及否定运动战战法等错误。张闻天后来回忆说:“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共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等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王稼祥也回忆说:“一路上,毛泽东同志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使我能够向毛泽东同志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加坚定了我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二的领导人,是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坚持“真理在谁手里跟谁走”,尖锐地批评了博古的严重错误,支持毛泽东重新指挥红军。王稼祥在发言中提出应由毛泽东这样富有实际经验的人指挥红军,把军事指挥权交给毛泽东。他的发言被毛泽东称为投下了“关键的一票”。张闻天、王稼祥的支持,对于纠正党内错误的军事路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后来说:“如果没有洛甫(张闻天)、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

毛泽东自1931年11月被撤销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1932年10月又被剥夺了军事领导权,在身处逆境、经历了长时间被排挤的痛苦折磨之后,深切地感受到团结大多数的极端重要性。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在中央领导人中耐心地开展工作,说服他们接受他的意见,这才实现了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对贺子珍感慨地说:“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遵义会议前,毛泽东受到排挤,但他没有消极,时刻关注着党和红军的命运。在撤销他的红军总政委职务时,毛泽东对周恩来说:“需要我的时候,打个招呼我就来。”后来,在攻打赣州时遇到了困难,项英去请他,毛泽东立即赶往现场,解决了问题。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毛泽东忧心如焚,连献三计破围,虽然被置之不理,但他没有置身事外,始终关注着作战进程。当时有些会议不让他参加,但只要让他出席的会议,他一定参加,并在会上积极表达自己的意见。在那段时间里,他认认真真读书,扎扎实实调研,积极争取为党工作的机会。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虽然没有担任党的总负责人,但他不计较职务的高低,不畏惧环境的险恶,勇挑重担,处变不惊,遇难不馁。“计利当计天下利”。长征开始后,身兼数职的周恩来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在遵义会议上主动承担错误责任,竭力说服博古、李德恢复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以党和红军的利益为重,心悦诚服地支持毛泽东指挥红军,体现出他光明磊落、大公无私的高尚品德。“真理在谁手就跟谁走”。与博古同在苏联留学的张闻天、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拥护毛泽东指挥红军。“革命理想高于天”。正是老一辈革命家对革命理想和信念的始终坚持,党和红军才得以转危为安,中国革命才能够取得胜利。

“苗岭秀,旭日升,百鸟啼,报新春。遵义会议放光辉,全党全军齐欢庆。”遵义会议后,再次踏上长征路的红军,焕发出勃勃生机。1935年1月19日,红军离开遵义,一渡赤水河,北上川南。由于长江沿线敌情严重,不利红军渡江。红军二渡赤水河,重回贵州。2月27日,攻克娄山关,再度进入遵义。娄山关大捷后,毛泽东挥笔写下了《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在毛泽东正确的军事路线指挥下,红军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过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历经千难万险,奠基大西北。从此,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新中国就这样从遵义古城一路走来……

铭记历史,离不开那些能够唤醒历史记忆的遗迹。红军两进遵义,在遵义的遗迹多达40多处,为遵义留下了不朽的精神财富。漫步遵义街头,在每一处红军遗迹地触摸历史,回望历史,感悟历史,都会令我感动不已。在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中,红军长途跋涉,艰苦转战,历经磨难,攻入遵义。极度疲劳的他们顾不上洗去鞍马征战的风尘,在短短的十几天时间里,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召开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一次会议和一座城市由此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史册……

怀着虔诚的心走进遵义,带着不舍的情告别红都,追寻红军长征的足迹,我们又踏上了前往四渡赤水第一渡土城渡口的行程……

作者:郭秀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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