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西周成王“剪桐封唐”的故事，太原人似乎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但是，对此事的真实性，唐人柳宗元便著文《桐叶封弟辨》提出质疑。虽然它出自“字值千金”的《吕氏春秋》，虽然它曾被“千古之绝唱”的《史记》所载用。细读《史记·晋世家》，反复玩味，掩卷而思，便有一种莫名惆怅，油然而生。精精明明、严严肃肃的司马迁，给晋国的历史留下了一些糊涂账。关于叔虞封地问题，知道便知道，不知道便不知道，何谓之“河汾之东”？是河之东？还是汾之东？谁不知汾之西也在河之东！“河汾之东”，原本就是个囫囵吞枣、含含混混的地理概念。说它清清楚楚有强词之嫌。再往深说，这也不能怪司马迁含混，连他自己都说：“自唐叔至靖侯五世，无其年数。”（《史记三十九卷》）可见在他撰《晋世家》之时，晋国前六代诸侯，已弄不清其在位的时间、年数，更何况最初的封地究竟在什么地方。认真分析司马迁所说之“河汾之东”一句，或许在其撰此句话时，唐叔虞受封之唐，究竟是在河之东，还是汾之东，已成千古之谜，无奈之余，只好一笔带过，管它河东、汾东，概之为河汾之东，也未可知。

退一步讲，且把河汾之东作为今之翼城县，因古晋阳在河之东、汾之西，与《史记》所载不合。然而，在《左传·昭公十五年》还有明载：“晋居深山，戎狄与之邻。”这个“晋居深山”之地形地貌，则与翼城地形地貌不合。是否也可以把翼城是晋之初封之地否掉呢？在追溯考查先秦史事时，同为典籍的《史记》与《左传》所载，孰重孰轻，在史学界自是人人明白。如若两典所载有悖，应以何载为确，当是毋庸置疑之事。

无疑，多年以来，从侯马晋国遗址的发现，到近年来在翼城、曲沃二县交界的天马——曲村遗址发掘，发现晋国早期重要墓葬，进一步证明在这一汾河由北而南，由南而西的转弯处，曾是晋国绛都所在之地，是当时晋国的繁荣时期。但是，仍不见叔虞之迹，尚难定燮父之确，若把此处最终确定为叔虞初封之地，仍有疑难仓促之感。加之，上世纪末，在太原晋祠镇王郭村发现的隋代墓葬——虞弘墓，有墓志铭镌文“隋开皇十二年（592）葬于唐叔虞坟东三里”之句，推翻了早年在晋祠所发掘的明清伪建叔虞墓，重新点起了叔虞封唐地在太原的可能一面。

顺便再说，在叔虞墓葬遗址最终发现确定之前，在地下文物还未能最终确证之前，仅凭《日知录》所引《史记》“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便得出“翼城正在二水之东，而晋阳在汾水之西，又不相合”，便全盘否定汉以来，班固《汉书》、皇普谧《帝王世系》、杜预《春秋释例》、范晔《后汉书》、郦道元《水经注》等典籍所载，也显武断，有失公允。

对于历史上诸多问题的歧义和歧异，依据所占有的史料和出土的文物作出科学的确定，是我们应取的态度。少一些妄断，少一些臆测，尤其是少一些武断。疑古的倾向曾经风靡一时，但随着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大禹是人不是虫，晋阳城在太原不在他地，三家分晋的灭智伯之战在汾晋之水交融处而不在涑水、平水，等等，这些已很明确。至于叔虞封唐之唐地，究竟在唐尧初都的太原之地，还是唐都平阳之地，急不得、躁不得，更主观不得。分析、争论、各抒己见，正常也难免，但是，不要变异为讥讪、强词、意气用事，那样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伤了和气，少了修为。